最怕别离谎称自己林木出售给他人被无证采伐如何处理-真愚知贤

2019年10月21日

谎称自己林木出售给他人被无证采伐如何处理-真愚知贤


2018年7月,张湾村杨某见外地人陈某来本地买树,便谎称邻村李某(在外地打工)的一片杨树林为自己所有,以5万元价格卖给陈某。陈某随后雇人采伐了该片林木,立木蓄积130立方米。2018年8月,李某回家后案发。请问该案如何处理?本文试分析如下:
一、陈某构成滥伐林木罪(未遂)
有人可能会提出疑问,陈某擅自采伐他人林木,为什么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呢?
的确,案涉林木属于李某所有,而非陈某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改变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别说陈某购买的是无处分权的林木,就算购买的是有处分权的林木,只要未依法办理林权变更登记手续,那么林权就不发生法律意义上的转移。
陈某是否善意取得林权呢?当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依上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第一款规定的三项条件,才能成立善意取得。陈某买树行为不符合该款规定的第(三)项条件,不能成立善意取得。
既然陈某擅自采伐他人林木,为什么不构成盗伐林木罪呢?因为盗伐林木罪的主观方面还必须具备一个要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陈某支付对价购买林木,其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因此,不符合盗伐林木罪主观方面要件。
那陈某无证采伐他人林木,为什么构成滥伐林木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36号)第五条规定:“违反森林法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数量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滥伐林木罪定罪处罚:
“(一)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主管部门批准并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虽持有林木采伐许可证,但违反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时间、数量、树种或者方式,任意采伐本单位所有或者本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二)超过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数量采伐他人所有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的。
“林木权属争议一方在林木权属确权之前,擅自砍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以滥伐林木罪论处。”
陈某在未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情况下,任意采伐他人林木,并不符合以上司法解释规定的滥伐林木情形。那是怎么构成的滥伐林木罪呢?由陈某对案件事实的认识错误所致。
陈某购买林木后实施采伐,他并未意识到采伐的是他人所有的林木,相反,他错误认为所采伐的林木属自己所有,这是对案件事实认识错误。对事实认识错误,一般采取“法定符合说”来认定行为人的罪责。如果行为人预想的事实与发生的事实法律性质相同,即属于同一犯罪构成范围内的情形,则不能阻却行为人对因错误而发生的危害结果承担故意的责任。反之,法律性质不同的,则阻却。本案中,陈某只有无证采伐自己所有林木的故意,并无采伐李某所有林木的故意,但事实上发生了采伐他人所有林木的结果。该事实与陈某预想的事实,并非同属于滥伐林木罪构成范围内的情形,因此,对无证采伐李某所有林木130立方米这一事实,陈某不承担滥伐林木既遂的责任。
但是,陈某主观上存在无证采伐自己所有林木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采伐130立方米林木的行为,虽然该结果不构成陈某滥伐林木(既遂)的结果要件,但陈某预想无证采伐这片“自己所有林木”对法益的实际威胁,依然属于危害结果范畴。滥伐林木罪虽然属于结果犯,但并不以一定数量的林木被伐倒为要件。危害结果既包括对法益的现实侵害(既遂),也包括对法益的实际威胁(未遂)。陈某预想无证采伐“自己所有林木”,立木蓄积达到130立方米,符合滥伐林木“数量较大”的追诉标准,由此可以证明陈某滥伐林木(未遂)对法益的实际威胁有追诉的必要。
陈某的犯罪脉络为:购买林木→误认为购买的林木属于自己所有→滥伐林木故意(无证采伐自己所有林木的故意)→无证采伐林木(误以为所采伐的林木是适格的滥伐林木对象)→采伐林木130立方米(事实上采伐的是李某所有林木→不能成为滥伐林木的适格对象→该结果不是滥伐林木的危害结果,但可以反映陈某意图无证采伐自己所有林木的危险程度)→滥伐林木罪(对象不能犯未遂)→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于犯罪故意+无证采伐林木行为+危险程度+侵犯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
需要深入讨论的是,无证采伐自己所有的130立方米林木,构成滥伐林木罪(既遂),而无证采伐他人所有的130立方米林木,只可能构成滥伐林木罪(未遂),行为人因此承担的罪责反而较轻,那法律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又如何体现呢?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是立法漏洞所致。对“无证采伐林木”(假设为A),首先可区分为“无证采伐本人所有的林木”(假设为A1),与“无证采伐他人所有的林木”(假设为A2)。对“A1”而言,可以滥伐林木定性;那么对“A2”而言,又该如何定性呢?说不定。还得再将其细化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A2”(假设为A2a),与“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A2”(假设为A2b)。对“A2a”而言,可以盗伐林木定性;那么,对“A2b”呢?立法空白。换言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盗伐林木与滥伐林木,并不能完全规范A之具体情形,至少存在“A2b”这一条“漏网之鱼”。虽然该司法解释规定盗伐林木与滥伐林木,属于不完全列举情形,并没有否定这些情形之外的其他情形不属于盗伐林木与滥伐林木,但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原则,在司法解释作出进一步解释之前,无人可擅自认定其他情形是否属于盗伐林木罪还是滥伐林木罪。这种“什么属于什么”而非“什么是什么”的解释方式,为进一步解释留下了空间。
其实司法解释处理的方法并不难,既然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在刑法分则里属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范畴,且二者侵犯的客体都包括国家对森林资源的管理制度,即林木采伐管理制度,只是盗伐林木罪除此之外,还侵犯了他人财产所有权。那么,其逻辑关系就应当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的矛盾关系。如果遵照这一逻辑关系,将盗伐林木设计为滥伐林木的特殊情形,一切都迎刃而解了。只要是未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采伐林木的,都属于滥伐林木;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采伐他人占有(不拘限于所有)林木的,就规定为盗伐林木。这样更能体现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以及更符合刑法规定的罪名含义。有关分析意见,参见本人拙文:《略论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的解释问题》《雇佣方因认识错误无证采伐他人林木如何处理》《私自出售他人林木被非法采伐如何处理》。
二、杨某构成诈骗罪,可能构成盗伐林木罪、盗窃罪
(一)杨某构成诈骗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通常认为,该罪的基本构造为:行为人以不法占有为目的实施欺诈行为→对方(受骗人)产生错误认识→对方(受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骗人或者与受骗人有授权、委托占有等关系的第三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本案中,杨某以不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林木为本人所有的事实(隐瞒林木为李某所有的真相),对陈某实施了欺诈行为→陈某产生了林木为杨某所有的错误认识→陈某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向杨某支付5万元林木款)→杨某取得财产(5万元林木款)→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失。现在的问题是,谁是被害人?谁受到财产上的损失?
从全案来讲,李某才是受害人,是案发时真正受到财产损失的受害人。但是,具体到诈骗行为中,李某不是诈骗行为的受害人。在诈骗罪中,行为人或者第三人取得的财产,与被害人处分的财产必须具有同一性,这被称为素材的同一性。本案中,杨某取得的财产是5万元现金,李某损失的财产是130立方米林木,其显然不是杨某骗取的对象。给杨某支付5万元现金的是陈某,陈某是被害人么?其受到财产上的损失了吗?
从刑事层面来讲,陈某犯滥伐林木罪,其违法所得的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没收的财物和罚金,最怕别离一律上缴国库,不得挪用和自行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滥伐自己所有权的林木其林木应如何处理的问题的批复》(法复〔1993〕5号)规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林木,也是国家森林资源的一部分。被告人滥伐属于自己所有权的林木,构成滥伐林木罪的,其行为已违反国家保护森林法规,破坏了国家的森林资源,所滥伐的林木即不再是个人的合法财产,而应当作为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依照刑法第六十条(注:现《刑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予以追缴。”也就是说,陈某滥伐林木被追缴后是存在损失的。
但是,陈某的这种财产损失是存在两个疑问的。其一,陈某犯滥伐林木罪(未遂),既然是未遂,何来的追缴之说?也就是说,陈某无证采伐的130立方米林木,不是其滥伐林木罪(未遂)对象,不能作为犯罪所得而被追缴。由此可见,认定陈某犯滥伐林木罪(未遂),是多么地情理不通,同时也说明了司法解释对盗伐林木罪与滥伐林木罪规定是多么地不科学。其二,即使陈某无证采伐的130立方米林木被追缴,那这个损失也是由于其实施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而不是其受骗造成的,不能归于诈骗被害人财产损失之列。
从民事层面来讲,陈某与杨某达成的买卖林木协议可能有效,但陈某不能根据善意取得规定获取林木,其可能面临财产上的损失。
从债权视角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者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款规定了有权处分,但对于无权处分行为,并没有直接否定其效力;而且,该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五种合同无效情形,也并不包括一般的无权处分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根据以上规定,陈某与杨某达成的买卖林木协议是否有效,一是取决于李某是否追认杨某与陈某达成的协议,二是取决于陈某是否依法撤销其与杨某达成的协议。但是,即使李某追认杨某与陈某达成的协议,而且陈某也不撤销其与杨某达成的协议,那么,也只是确认杨某与陈某达成的买卖林木协议有效,并不意味着陈某依法取得了130立方米林木的所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8号)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很显然,该司法解释是把无权处分区分为不同情况:在买卖合同中,负担行为有效而处分行为效力待定。
从物权视角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该规定说明,林木买卖合同有效,并不意味着对林木的处分行为也有效。如前所述,陈某不能根据善意取得规定拥有林木所有权,或者说其采伐林木后出售所得不受法律保护。①从法律意义上讲,陈某是存在财产损失的。
再者,陈某损失应发生在交易行为之中,当交易完成时,其损失已经发生,而不可能发生于交易之后陈某对交易物的处分。假如交易林木后,陈某没有采伐林木,或者是采伐的林木还未来得及转移、出售,那么此时陈某肯定是存在财产损失的,但是,陈某将采伐的林木转移、出售后,他又没有财产损失了。这样看起来,陈某损失的有无取决于其自身行为,而不是杨某的欺骗行为,也就是说,陈某的损失是他自己造成的,不能归责于杨某,这显然有违法理人情。将诈骗后行为纳入到诈骗之中来评价,不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此外,有人认为,财产损失问题,“不在于买树人得到了什么,而在于买树人失去了什么,买树人知道真相是否交付金钱。显然,买树人知道真相就不会交付金钱,该金钱的交付就是个别财产的损失。”“如果受骗者财产交换失败、处分财产的目的没有实现,就意味着存在财产损失。”②“根据目的失败论,买树人虽然支付了对价却未能买到没有瑕疵的树,故仍然存在财产损失”。③
因此,在本案中,可以认定陈某在法律意义上遭受了财产损失,杨某构成诈骗罪。
(二)杨某可能构成盗伐林木罪
之所以说可能构成盗伐林木罪,是因为本案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杨某在卖树时就采伐林木问题与陈某有过交流,并有教唆陈某采伐林木的行为;二是杨某在卖树时没有就采伐林木问题与陈某进行交流,或虽有交流但无教唆行为。
对于第一种存在教唆行为的情形,杨某构成盗伐林木罪。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唆使陈某擅自采伐李某所有林木,数量巨大,构成教唆犯。问题是,陈某误认为采伐的是自己所有的林木,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只有滥伐林木的故意。在杨某的教唆下,陈某并未实施盗伐林木行为,而是实施了滥伐林木行为(未遂),那么,杨某是否属于教唆未遂呢?不属于。
应该来讲,杨某犯盗伐林木罪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是利用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陈某,实施了非法占有行为(盗),此时的陈某是犯罪工具,杨某是间接正犯。二是教唆陈某实施了无证采伐行为(伐),此时杨某与陈某在滥伐林木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将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特洛伊希文,也就可以认定杨某构成盗伐林木罪了。严格来说,不能认为杨某是盗伐林木罪的教唆犯;而应当说,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并教唆陈某擅自采伐他人林木,构成盗伐林木罪。这里面,杨某和陈某分别具有利用者与被利用者、教唆者与被教唆者的双重身份。
对于第二种不存在教唆行为的情形,杨某不构成盗伐林木罪。此时杨某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无论是从法律意义上还是从事实上,都不可能认定杨某对林木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只可能认定杨某对陈某支付的5万元现金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从法律意义上讲,林权变更实行登记主义,杨某不可能存在要变更林权登记的目的。从事实上讲,当杨某与陈某的交易行为完成,林木仍生长在原地,依照一般社会观念,没有人会认为此时的林木属于陈某所有或占有,更不会认为属于杨某所有或占有,而只会认为林木的所有或占有状态没有任何变化,依然属于李某所有和占有。再者,杨某没有教唆陈某采伐林木,自然也不对陈某的采伐林木行为负责。在对交易后的他人行为是否负责这一问题上,与正常合法的林木交易没有区别。④
(三)杨某可能构成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之所以说可能构成盗窃罪,理由与前述可能构成盗伐林木罪类似。在不存在教唆行为的情形下,杨某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也就不可能构成盗窃罪。理由同上。
在存在教唆行为的情形下,杨某行为构成盗窃罪没有问题。表面来看,杨某似乎没有实施转移财物的行为,但事实并非如此。杨某利用不知情的陈某采伐并转移林木,实际上已构成间接正犯。从非法占有这个意义上来讲,杨某自己窃取财物,与将该财物交付给陈某,在实体上是相同的。日本山口厚教授指出:“没有处分权却擅自出卖他人的所有物,让不知情的买主搬走财物的场合(利用没有故意的间接正犯的事例),成立盗窃罪。”⑤
假设杨某具有教唆行为,那么他就同时构成诈骗罪、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究竟该如何处理呢?以想象竞合犯处理。当然,也有人认为,盗伐林木罪与盗窃罪属于法条竞合,应当按照法条竞合原则处理。无论是想象竞合犯还是法条竞合,在实际操作中,其共同的地方都是择一重罪处理。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17年4月25日讨论通过)规定,诈骗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五万元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盗窃公私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五万元(贫困山区县、市三万元)的,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盗伐林木数量特别巨大,应当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因此,应当以盗伐林木罪对杨某进行处理。
当然,如果杨某不存在教唆行为,那么,他就只构成诈骗罪。
张明楷教授认为,在此类情形中,行为人同时构成盗窃罪与诈骗罪,应认定为想象竞合犯,从一重罪论处。⑥这显然是只考虑了林木的财产属性,而忽略了其资源属性,遗漏了盗伐林木罪的成立。
三、李某权利救济途径
对本案被害人李某而言,除和解与调解外,还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进行权利救济:
其一,通过办案机关依法追缴返还或者责令退赔进行救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具体到本案,应由森林公安机关依法追缴杨某违法所得5万元返还给李某,而不是追缴陈某出售林木款返还给李某。值得注意的是,森林公安机关不能简单地让受害人李某到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可是,如果森林公安机关没有追缴或是追缴没有到位,李某能否另行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呢?答案是否定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应当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缴、退赔的情况,可以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为什么作如此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理解与适用》进行了如下解释:“在被告人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依法负有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或者责令其退赔职责、义务,无需由被害人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被告人返还或者赔偿;由司法机关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也更有利于维护被害人合法权益;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受理。”“如经司法机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仍不能弥补被害人损失,通常表明被告人已无退还或者赔偿能力,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后,只会获得无执行可能的‘空判’,既增加当事人诉累,又影响裁判权威,影响案结事了;如发现被告人仍有违法所得未能追缴或者仍有退赔能力的,由司法机关继续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即可,也不必由被害人另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⑦
其二,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救济
在本案中,杨某对李某所有的林木不是单纯的非法占有与处置,还有教唆他人非法采伐的行为。这种采伐行为就生长中的林木而言,会造成林木财产价值减损的后果,也就是说杨某行为具有毁坏的性质。在此情况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而追缴的财物,并不能弥补李某的全部损失。除李某与杨某达成和解、调解协议的情形之外,李某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挽回损失呢?
能否要求侦查机关责令杨某赔偿损失?不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中的“责令退赔”,是指犯罪分子已将违法所得使用、挥霍或者毁坏的,也要责令按违法所得财物的价值退赔。很显然,这里的退赔是相对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而言的。如果是违法所得之外的财产损失,侦查机关是无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对于这部分财产损失,侦查机关不具有认定损失多少以及应当赔偿多少的裁判职权,这应当属于人民法院裁判权范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此,对于本案中因采伐林木而造成的财产损失部分,李某可以侵权为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李某、陈某赔偿自己的财产损失。需要明确的是,附带民事诉讼的标的为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但不包括办案机关应当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财物。具体到本案,附带民事诉讼的标的为:除应当依法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5万元卖树款之外的财产损失。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处理意见是基于不科学的司法解释而分析得出的合法不合理意见。就连作者本人,也认为需要修订相关司法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校正处理意见。
参考文献
①吴鹏:《私自出售他人林木被非法采伐如何处理》,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1bfb470102w0hp.html
②⑤张明楷:《无权处分与财产犯罪》,载于2012年《人民检察》第七期。
③⑥张明楷:《刑法学》(第五版)P1011,法律出版社。
④吴鹏:《涉林案件行为学分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1bfb470100hp2e.html
⑦吴鹏:《略论涉林刑事案件中的民事救济问题》,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1bfb470102wo9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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